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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...我記得，1989年6月5日晚上，有人在旺角暴動，攻擊中資銀行機構。6月6日晚，警察拘捕了一些人。我們定了6月7日遊行，那日凌晨3時，港英代表鄧蓮如（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）打電話給我，她說昨日有70多人從大陸持雙程證來港。港英派人跟蹤，發現這些人在香港完全沒有親戚，而且全部住在酒店，當晚參加暴動的這些人是國內派出來，想搗亂香港，而且尤其當日我們遊行，港府拉了十來人，她叫我取消當日遊行，因為如果舉行的話，這批人仍在，會搗亂生事...那批暴動者，11人被捕，但後來沒有一個被檢控，亦沒有提堂，什麼都沒有，這是我自己查過的...後來我問前警務處長李明逵，那時他掌管政治部，我和他談回歸遊行時問這事，為何沒有人被控。你猜他如何答我？他說那個檔案全部交回英國了...」
﹣﹣司徒華
（撰自《明報》〈六四後，我逼衛奕信致電戴卓爾夫人〉，2011年01月04日）
「...我批判司徒華沒有政治道德，沒有政治勇氣，沒有政治智慧...張文光說這是香港社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兩條路線鬥爭...如今我們理解的「支聯會」是六四屠城之後才成立的，真正的運動在6月7日（三罷）已經結束。在此之前，晚晚都有群眾自發運動，根本不需要「支聯會」組織，運動早已出現。嚴格來說，支聯會沒有領導過運動。。從歷史角度，這些都是泡沫，不重要，支聯會不重要，群眾運動才重要，全社會都自動波...」
﹣﹣黎則奮
撰自《明報周刊》2221期〈不應忘記，努力回憶 支聯會的誕生〉，p.44
